最近聽了一個很有意思的 TED Talk，講者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解釋「單一敘事」如何造成巨大認知偏差——譬如她生於尼日利亞，去美國讀書的時候她的室友對她能夠講流利英語嘖嘖稱奇。這種驚訝令她深感困擾，因為英文其實是尼日利亞的官方語言，她從小就在讀英文書。但她的室友不信。在室友心目中，凡是生活在非洲的人，過的都必定是貧苦落後的生活。
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是作家，有天她發現據講成功的作家都有個艱苦的童年，她馬上試圖從記憶裡挖出父母曾經虐待過她的故事，可是遍尋不獲，因為她童年過得非常快樂。
看到這裡我不禁失笑：當然不可能所有出色的作家都經歷過淒慘的童年啊，總有人是童年生活愉快，同時也有寫出優秀的作品。相反，童年不幸，也不見得就能夠成為第一流的作家。
童年幸福是很大的恩賜。如果要童年不幸才能成為偉大的作家，那麼還不如不要偉大。
我覺得快樂像儲備，成長期的快樂是很大的財富。小時候累積的快樂夠多的話，長大後就有更多揮霍的空間。我本身並不是一個樂觀的人，青少年時代也沒有很開心，於是在最近這幾個月，就益發有一種捉襟見肘，瀕臨破產的感覺。
感覺上不是過了幾個月，而是過了好幾年。
小時候讀過的文學作品，無一例外都說人生非常艱難。雖然我的際遇有點糟糕，但我多少覺得是我運氣不好，我並不認為「活著不容易」是什麼舉世通用的真知灼見，沒想到現在卻變成了不少人的共同感悟。看來那些作家沒有騙我們，人生本來就很不容易，我們此前只是視而不見。
對於我來說，閱讀可以帶來很大的安慰，這大概也是我想要寫書的原因。
上年構思《日照在陰影外》的時候，因為很快就決定要讓對藝術品無感的主角陰差陽錯、無可奈何地必須去藝廊做事，於是我跑了去香港的藝廊實地考察。這個故事設定聽起來有點殘忍，但我覺得這種矛盾是人生普遍的困境，現實中有很多事情都是不如人意的，若是想要過自己想過的生活，「聽從命運安排」往往是一個很差的決定。想得到一個合符自己理想的人生，有些時候必須抵抗命運，逆風而行。
人生充滿諷刺。香港被認定為文化沙漠，卻同時是藝術品交易中心，世界上最著名的藝廊都有進駐香港；那些你叫得出名字，最炙手可熱的現當代藝術家的作品，都可以在香港找到。享負盛名的 Art Basel 在全球只設五站，香港是其中一站，也是亞洲的唯一一站。
藝廊的專題在上年九月就寫好了，打算在小說出版之後再刊登在網誌。結果人生的矛盾與荒謬再一次超越了小說。那條高雅寧謐，驕矜不凡的畢打街，同樣遭受到催淚彈的洗禮。有人檢測到香港街頭的山埃含量很高，我禁不住想：世界各地的畫商還要來賣畫嗎？
當代藝術市場異常蓬勃，很多藝術家越來越抗拒這種藝術品無限商品化的趨勢，可惜市場還是打著「藝術無價」的旗號光明正大地進行各種炒賣，不斷在春秋二拍成交出新的天價。藝術品已經變成和股票、房地產一樣，是可以保值、升值的投資品。
小說裡的角色也因為這樣，覺得自己那個口口聲聲熱愛藝術的老闆偽善。然而透過買賣藝術品來賺錢，是不是就等於並不真正喜歡藝術，也不見得有那麼涇渭分明，斬釘截鐵。
我在小說裡面提到過幾幅畫，在現實中都有相對應的真實作品。程蕊寧跟符柏林說她喜歡的那幅「網」，原型來自我在畫廊裡見過的一幅草間彌生巨型畫作。那是很多個小小的網連結成一張巨大的網，實物很震撼，彷彿難以逃脫的一張巨網向你迎面撲來。我有時覺得人生真的就是一張網，只是那不止是很多張小網連成一體，是網中有網——網形成的不是無垠的平面，而是沒有出口的球中球，宛如俄羅斯套娃。
像我這樣的人，轉換跑道改寫驚慄小說，可能比較有前途。但諷刺的是，明明活人比鬼魂恐怖，我卻懼怕鬼故。
最近重讀了王爾德的《夜鶯與玫瑰》，那是我六七歲的時候讀過的故事，因為將玫瑰的刺戳向自己的胸口自殘這招太震撼，我一直都無法忘記。當時年紀小，自是沒有讀懂故事的寓意。如今再讀，發現王爾德真是把一切可以嘲弄的東西都譏諷盡了。夜鶑為了成就男主角口口聲聲要追求的崇高愛情犧牲了自己，然而那象徵真愛的紅玫瑰，最後卻被滿口理想的主角棄如敝屣。我曾幾何時也同樣地憤世嫉俗，對一切標榜「崇高」的東西充滿懷疑與不信任。幸運的是，在我的人生途上，我有認識到像符柏林和陳一棋那樣內心溫暖的人，才沒有越活越尖酸。
我在書裡面談論希望——儘管我並不是一個特別正面樂觀的人。然而就像我的朋友說的那樣，如果活著卻沒有希望，那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？
現實世界沒有 happily ever after 的故事，好事往往摻雜了不那麼好的東西，很難是純粹的好；反之亦然。
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之所以抗拒單一敘事，是因為世界是立體的，人生有多個面向，真實的世界由各種各樣的故事組成。她的童年很快樂，父母對她很好，她在愛與關懷之中成長，可是與此同時她也經歷過親友逝世，家庭經濟困頓的艱難時刻。好與不好並存，構成了我們的真實人生。
但願當我們面對陰霾的時候，仍然能記住光明的那一面，仍然能在心中懷有希望。
看到這裡我不禁失笑：當然不可能所有出色的作家都經歷過淒慘的童年啊，總有人是童年生活愉快，同時也有寫出優秀的作品。相反，童年不幸，也不見得就能夠成為第一流的作家。
童年幸福是很大的恩賜。如果要童年不幸才能成為偉大的作家，那麼還不如不要偉大。
我覺得快樂像儲備，成長期的快樂是很大的財富。小時候累積的快樂夠多的話，長大後就有更多揮霍的空間。我本身並不是一個樂觀的人，青少年時代也沒有很開心，於是在最近這幾個月，就益發有一種捉襟見肘，瀕臨破產的感覺。
感覺上不是過了幾個月，而是過了好幾年。
小時候讀過的文學作品，無一例外都說人生非常艱難。雖然我的際遇有點糟糕，但我多少覺得是我運氣不好，我並不認為「活著不容易」是什麼舉世通用的真知灼見，沒想到現在卻變成了不少人的共同感悟。看來那些作家沒有騙我們，人生本來就很不容易，我們此前只是視而不見。
對於我來說，閱讀可以帶來很大的安慰，這大概也是我想要寫書的原因。
上年構思《日照在陰影外》的時候，因為很快就決定要讓對藝術品無感的主角陰差陽錯、無可奈何地必須去藝廊做事，於是我跑了去香港的藝廊實地考察。這個故事設定聽起來有點殘忍，但我覺得這種矛盾是人生普遍的困境，現實中有很多事情都是不如人意的，若是想要過自己想過的生活，「聽從命運安排」往往是一個很差的決定。想得到一個合符自己理想的人生，有些時候必須抵抗命運，逆風而行。
人生充滿諷刺。香港被認定為文化沙漠，卻同時是藝術品交易中心，世界上最著名的藝廊都有進駐香港；那些你叫得出名字，最炙手可熱的現當代藝術家的作品，都可以在香港找到。享負盛名的 Art Basel 在全球只設五站，香港是其中一站，也是亞洲的唯一一站。
藝廊的專題在上年九月就寫好了，打算在小說出版之後再刊登在網誌。結果人生的矛盾與荒謬再一次超越了小說。那條高雅寧謐，驕矜不凡的畢打街，同樣遭受到催淚彈的洗禮。有人檢測到香港街頭的山埃含量很高，我禁不住想：世界各地的畫商還要來賣畫嗎？
當代藝術市場異常蓬勃，很多藝術家越來越抗拒這種藝術品無限商品化的趨勢，可惜市場還是打著「藝術無價」的旗號光明正大地進行各種炒賣，不斷在春秋二拍成交出新的天價。藝術品已經變成和股票、房地產一樣，是可以保值、升值的投資品。
小說裡的角色也因為這樣，覺得自己那個口口聲聲熱愛藝術的老闆偽善。然而透過買賣藝術品來賺錢，是不是就等於並不真正喜歡藝術，也不見得有那麼涇渭分明，斬釘截鐵。
我在小說裡面提到過幾幅畫，在現實中都有相對應的真實作品。程蕊寧跟符柏林說她喜歡的那幅「網」，原型來自我在畫廊裡見過的一幅草間彌生巨型畫作。那是很多個小小的網連結成一張巨大的網，實物很震撼，彷彿難以逃脫的一張巨網向你迎面撲來。我有時覺得人生真的就是一張網，只是那不止是很多張小網連成一體，是網中有網——網形成的不是無垠的平面，而是沒有出口的球中球，宛如俄羅斯套娃。
像我這樣的人，轉換跑道改寫驚慄小說，可能比較有前途。但諷刺的是，明明活人比鬼魂恐怖，我卻懼怕鬼故。
最近重讀了王爾德的《夜鶯與玫瑰》，那是我六七歲的時候讀過的故事，因為將玫瑰的刺戳向自己的胸口自殘這招太震撼，我一直都無法忘記。當時年紀小，自是沒有讀懂故事的寓意。如今再讀，發現王爾德真是把一切可以嘲弄的東西都譏諷盡了。夜鶑為了成就男主角口口聲聲要追求的崇高愛情犧牲了自己，然而那象徵真愛的紅玫瑰，最後卻被滿口理想的主角棄如敝屣。我曾幾何時也同樣地憤世嫉俗，對一切標榜「崇高」的東西充滿懷疑與不信任。幸運的是，在我的人生途上，我有認識到像符柏林和陳一棋那樣內心溫暖的人，才沒有越活越尖酸。
我在書裡面談論希望——儘管我並不是一個特別正面樂觀的人。然而就像我的朋友說的那樣，如果活著卻沒有希望，那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？
現實世界沒有 happily ever after 的故事，好事往往摻雜了不那麼好的東西，很難是純粹的好；反之亦然。
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之所以抗拒單一敘事，是因為世界是立體的，人生有多個面向，真實的世界由各種各樣的故事組成。她的童年很快樂，父母對她很好，她在愛與關懷之中成長，可是與此同時她也經歷過親友逝世，家庭經濟困頓的艱難時刻。好與不好並存，構成了我們的真實人生。
但願當我們面對陰霾的時候，仍然能記住光明的那一面，仍然能在心中懷有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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